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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申47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法定代表人:王创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伟,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锦旗,山西弘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

法定代表人:余鼎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颖,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巍,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经济开发区康宝路12号B座107外套间114室。

法定代表人:高玉章,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重工)因与被申请人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建设)、一审第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租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太原重工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此案是典型的不当得利排除情形之案。1.轻工建设与太原重工未形成任何买卖关系,却伪造2200万元收款收据并向荣达租赁发出付款申请书,要求荣达租赁向太原重工支付4300万元轮式起重机采购款,轻工建设明知对太原重工无给付义务而任意为给付,此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排除情形,不发生不当得利。结合轻工建设与北京罗特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1、2、4条之约定,充分证明轻工建设要求荣达租赁向太原重工付款4300万元是有预期、有安排的,是在为罗特锐公司融资。2.最高人民法院对太原重工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已有定论。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386号《民事裁定书》第6页“(三)至于荣达租赁支付给太原重工公司4300万元,太原重工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已明确说明:“中国轻工公司与罗特锐公司就本案所涉租赁物又存在一层新的租赁法律关系,双方在协商处理二者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时,也明确约定本案争议所涉中国轻工公司与荣达租赁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关联的《采购合同书》给中国轻工公司造成损失的,亦由罗特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显然,中国轻工公司对于其与荣达租赁签订《租赁合同》所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是有预期的,并作了预先安排”。据此,太原重工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39条:“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太原重工二审时曾向法院提交过关于不当得利排除情形的生效司法判例,而二审法院违反了上述规定,作出的判决与上述判例相违背。(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轻工建设对于荣达租赁支付太原重工4300万元有预期、有安排,系明知无债务而为清偿,给付人明知无给付义务而任意为给付,不发生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七条诚信原则的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其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十三项之规定,请求:1.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终511号民事判决书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107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轻工建设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再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轻工建设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太原重工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1.本案基本事实是太原重工没有原因受让轻工建设委托荣达租赁支付的4300万元款项,导致轻工建设在另案中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全部构成要件。2.关于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之间的《协议书》,此为协议主体双方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争议无关。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在本案三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类似于“转租”的法律关系,(2016)最高法民申3386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中国轻工公司与罗特锐公司就本案所涉租赁物又存在一层新的法律关系”,对此已经确认;该“新的租赁法律关系”是本案融资租赁交易的衍生,不存在太原重工声称的“有意安排”。3.太原重工主张“轻工建设明知对太原重工无给付义务而任意为给付”与事实不符,且违反基本生活逻辑。《采购合同书》系太原重工提出后经法院审理被确认为无效,太原重工主张轻工建设“明知”不存在买卖合同而为给付毫无根据。另外,根据生活常理,轻工建设作为理性的民事主体,亦不可能在明知无付款义务的情形下向太原重工支付4300万元,太原重工称轻工建设系以此种方式为罗特锐公司融资的主张也不属实。4.太原重工主张(2016)最高法民申3386号民事裁定对其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已另有定论,是对该裁定内容的曲解。该裁定的有关内容是对轻工建设是否应就《租赁合同》承担支付租金义务作出的认定,没有涉及太原重工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相反,该裁定明确指出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及太原重工之间关系的处理可另行主张,与太原重工声称的“已有定论”相矛盾。(二)太原重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39条的规定主张二审判决存在错误,不能成立。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网站还是其他权威的法律数据库,都未查询到太原重工提及的这一文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法发[2017]11号)指出:“(法院应当)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一方面,太原重工在本案项下返还不当得利恰恰与前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融资租赁关联案件生效判决的裁判结果统一;另一方面,太原重工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与其主张的不当得利排除情形案例之间构成“类案”,无法说明本案与类案裁判标准不统一。(三)太原重工主张轻工建设违反诚信原则,原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涉及基本的公平问题,太原重工没有交付任何标的物却收取4300万元款项,而轻工建设在没有获得任何对价的基础上承担了巨额租金,若太原重工不予返还不当得利,显然不公。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事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太原重工是否应将案涉4300万元款项返还轻工建设。

首先,关于案涉4300万元系履行哪项合同义务的问题。太原重工申请再审称,其与轻工建设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案涉4300万元系轻工建设为给罗特锐公司融资,经荣达租赁支付给太原重工的旋挖钻机购货款。经查,双方均认可太原重工、轻工建设、荣达租赁关于轮式起重机的融资租赁与太原重工、罗特锐公司关于旋挖钻机的买卖系两种法律关系,太原重工提交的罗特锐公司委托荣达租赁支付4300万元旋挖钻机款项的《委托付款协议书》已经另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698号生效民事判决所否认,且荣达租赁亦不认可该款项系受罗特锐公司委托而支付,故太原重工关于4300万元系支付罗特锐公司购买旋挖钻机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收取款项无事实依据。

其次,关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排除情形的问题。太原重工申请再审称,案涉《采购合同书》、2200万元及4300万元两张收据中有关太原重工的签章均系轻工建设伪造,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的《协议书》也充分证明其要求荣达租赁向太原重工支付4300万元系有意安排,轻工建设明知无给付义务而为给付,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且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386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太原重工不构成不当得利。经查,1.根据现行规定,不当得利排除情形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案涉《采购合同书》及两份收据中太原重工的签章经鉴定与样本不一致的事实虽已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698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但并无证据证明系轻工建设伪造材料且主观明知。因此,即使根据太原重工的主张,其声称轻工建设“明知无给付义务”的不当得利排除前提亦无法成立。2.关于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之间的《协议书》,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仅能表明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就融资租赁所涉租赁物又存在一层新的租赁法律关系。该生效裁定确认,关于轻工建设与罗特锐公司及太原重工之间关系的处理,轻工建设可另行主张,并未认定太原重工不构成不当得利。3.太原重工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五份生效判决,与本案情形不同,不属于类案。故太原重工主张本案符合不当得利排除情形的再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太原重工返还轻工建设430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最后,关于本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太原重工主张,轻工建设私刻公章、伪造合同及收据的行为涉嫌犯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审查过程中,太原重工并未提供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及立案的相关材料,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轻工建设确实存在上述犯罪行为,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太原重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京川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刘慧卓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戈

书记员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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