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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变更之于疫情期间合同履行的适用问题(二)

五、情势变更的适用情形

情势变更区别于不可抗力,二者不能同时适用。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但对具体合同的履行,影响程度不一。只有在疫情对合同履行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导致当事人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不可抗力的完全免责条款。而当疫情带来的影响只是造成了双方缔约基础的丧失,即合同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仍属于可能履行,只是其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时,当事人可主张情势变更进行救济。

此外还应注意法院在情势变更情形下的较高的判定标准和自由裁量权。不可抗力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即可获得免责;情势变更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同时授予法院较高的裁量权。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及是否免责,取决于法院的裁量。

司法实践中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较为谨慎。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终387号一案中,认为情势变更需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

2、须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不能预见。

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件所引起。

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情势变更发生的时点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5、情势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对合同的履行不构成实质影响的,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07)桂民四终字第1号一案中认为:“'非典'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虽然给酒店业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必然导致上诉人承租大厦经营酒店目的的落空,上诉人申请停业是其经营策略而非'非典'导致的必然结果。故'非典'对上诉人与广升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履行基础不构成实质影响,不能成为可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的情势变更状况。”法院在该案中认为即便认定此事件属于情势变更,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就可以据此免除自身责任。法院仍需依据公平原则,判断双方责任。


六、法院适用情势变更的裁判规则

本次新冠病毒疫情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尚需结合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作出具体判断。脱离个案来讨论情势变更成立与否,都是徒劳的。例如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榆中法民一终字第00028号一案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适用情势变更进行了严格的程序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根据案件情况,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本案中,清涧县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居民收入增长,房屋市场租金价格上涨是不争的事实,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从现在看每年6000元的租金,的确低于同地段的市场价格,但房屋市场租金上涨,具有可预见性,出租人在订立合同时应该预见,因此属于市场经济下的正常商业风险,不具备情势变更的实质要件,不构成情势变更。”该案就否定了情势变更的适用。

适用情势变更,当事人可请求法院对合同变更或解除合同,究竟是判决变更还是解除,属于法官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的范畴。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5)三亚民一终字第79号案件中认定“非典”为不可抗力事件后,并未直接解除合同,而是变更交房期限。

在不解除合同的情形下,通过减免租金等变更合同,促使双方利益恢复到平衡。例如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鲁06民终268号一案中认为:“'非典'疫情系不可预知的灾害,上诉人李培艳承租的宾馆停业,造成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并有西关居委会两委成员签字确认,该损失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原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免部分租赁费,于法有据。”而在(2019)甘07民终212号中,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政府关闭城区活禽交易市场及网点、实行活禽定点交易等措施对市场销售产生的影响后,最终减免部分月份的承包费。

借款合同不能主张情势变更。因为不可抗力事件或情势变更一般不会影响到纯粹的金钱给付义务,不会导致履行不能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况,因此法院很难会根据情势变更原则判定变更或减免。如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一案中认为:“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适用情势变更时,除对合同变更或解除问题处理外,还应对民事责任一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民(2015)民提字第39号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非仅仅解决是否应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问题,在依据该规定解除合同时,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那么无论是通过当事人协商还是通过法院裁判解决,都会涉及当事人已经发生的损失的处理问题。在当事人对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承担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时,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损失的处理。原两审判决认为发生情势变更时人民法院仅仅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不对解除后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对法律理解存在错误。”

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3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煤炭市场不景气以及价格涨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对此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应当预见。且刘秀兰与瑞丰煤矿均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同时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

此外,还应注意,虽可能存在疫情等不可预见的客观事实,但若主张免责或者解除合同一方自身也存在过错,包括因自身的迟延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而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等,则不能再主张情势变更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七、情势变更的行使方式

民法典草案确立适用情势变更应诉前协商的前置程序,体现了立法机关希冀争议双方本着公平原则尽可能友好协商解决、调解解决的意愿。因此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还是要尽量坦诚地与合同相对方协商,以此达到双方合意变更或解除合同,避免将来双方对峙公堂的诉累。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应注意及时将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等事项通知对方、履行提供证据证明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产生影响、避免损失扩大等义务,否则法院仍然可能判令遭受不可抗力一方承担责任。

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单方解除合同,而必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在(2017)最高法民申27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即使攀钢公司认为构成情势变更,在不能与合同相对方协商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也应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准许,而不应当单方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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